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骗子都觉得我惨,所以不准备骗我了

山丘8个月前225浏览量

作者:MaxFischer
来源:豆瓣

一月初的时候,室友们都各自回家过圣诞了,只有库拉索室友在朋友家待到腻了才偶尔回来一趟,而我也就在家里安静地准备几天之后的考试。就在吃午饭的时候接到一个陌生的荷兰号码的来电,才接通,两人互相确认能听清对方的说话,门铃又响了,忙得手忙脚乱的我冲着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吼了几句“等等,等等”,然后就把手机留在厨房案台上去门口等快递上楼了。签收完快递,拿起手机依旧是通话中,想必一定是比较重要的电话吧。

电话里的那个人自称来自中国驻荷兰大使馆,叫高军,南方口音,想问我为什么没有跟疾控中心上报自己的情况。我很疑惑,我除了戴的口罩是好看点的布口罩而不是医用口罩,以及去了个一堆人的跨年party之外都没做错什么啊;然后高军问我是否在十二月的时候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,办了张医保卡,以及当天那里有人确诊了新冠;同时高军向我确认了名字和邮箱(估计还有荷兰电话号码,我忘了),说当时就是用这个信息登记的(国内谁办医保卡用邮箱地址啊)。我听得一头雾水,告诉他我一直在荷兰没离开过,估计是身份盗窃吧。高军也表示这可能是身份盗窃,于是让我向广州本地警察局报案,以方便我之后回国。

电话是直接转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,一名叫白玉良的警官接了我的电话,向我汇报了他的名字和编号。为了让我确认这整件事的真实性,他让我打开广东省公安厅的官网,往下滑,滑到最后,看到该公安厅的联系电话,表示一会会用这个电话打过来。(这是个很成熟的技术了吧)

果然我立即收到对应号码的来电,然后开始与这位警官叙述情况,然而白警官又让我转到WhatsApp上跟他语音。(这一段完全记不清了)很快,白警官就安抚我说只要查手机的gps,如果查到我手机gps但是不在广州,那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。过了一会,白警官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告知他们我有另外一张银行卡,在广州市越秀区办的——这是张在我名下的涉案银行卡,一张参涉了一宗国家二级保密案件的银行卡。我当然什么也不知道,对于那些问题我也只能说不知道。最后,白警官问了我在国内有多少张银行卡,里面有多少钱,我如一报上:没钱、没钱、一千五吧但被冻结了、二十左右、二十几欧、微信十几块、支付宝基金三千。总之就是我很穷。

在第一天跟白警官通话的时候,我有时情绪失控,我向他解释到我有精神疾病。后来的交谈里他就一直强调我一个人在海外要照顾好自己。当晚,白警官说由于我现在是国家二级保密案件的嫌疑人了,需要我签署保密协议,以及会监控我的微信手机之类的,最后我还需要每天四次在WhatsApp上跟他报平安。

说实话听到我自己涉案的时候,第一时间想的居然是“反正都要坐牢了,还学什么习”,一如既往不在乎的样子;然而听到被监控的事情,我开始焦虑了——微信我正常聊,但是跟身边人说话我绝对会把手机放另外一个屋子,我甚至偏执到想造一个法拉第笼。

第二天我下午一点要去见护士Marga,出门前跟白警官进行了每天固定了回报“白警官你好,我现在要出门去见护士了,大约三点回家,人身目前平安,二级保密案件保密中”。然而我太想说出这件事了,监听让我焦虑。想着看护士通常一个小时就能结束,所以出门就直接不带手机了。见到Marga后,我把来由写在纸上,递给她,并让她读完之后马上拿去碎纸机销毁。Marga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假的,而我表示在他们开始要骗我钱之前这都可能是真的。虽然我身上就只有一个蓝牙从来没有打开过的Walkman,但我依旧绝对在被监听。

护士问我愿不愿意在医院里避一避,正好可以给我调药,我答应了(后来我才意识到医生护士都认为我在妄想)。住院了就不能出去了,而且当时已经错过了给白警官下一次汇报的时间,我连忙用医院电脑登上Facebook联系上室友叫她把我的东西都带来。

拿到手机时,看到白警官发消息问我出了什么事,我回复说我住院了(并没有很严重),他跟我约定一会打过来,继续谈论案子的事情,我答应了。过了一会,电话一接通,白警官就开始说:“你把我这个号删掉把,我是骗子,以后不要打这个电话了,明白了吧……“ 什么?还没开始骗我就不准备骗了,有点职业道德好不好!

挂了电话,我心里依旧存疑,这会不会是真警察会用的路数呢,我还在被监听着吗?

直到前段时间,我又接到了同样的电话,驻荷兰中国大使馆给我说我的身份盗窃……我当时上大使馆的官网上查,发现去年十一月就有这种诈骗警告的信息,这时我才终于从监听的恐惧里解脱出来,然而我依旧还在住院。想必骗子就是觉得我太惨,骗一个有严重精神疾病,孤苦伶仃在外求学的贫困学生过于残忍了点,于是放过我了。

总之,我命真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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