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涌向和离开大厂的年轻人

山丘6个月前96浏览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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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投递成功,请等待HR通知。”

章琪已经记不清这是投出去的第几份简历。从去年3月开始,无数次的面试曾让她屡屡受挫,但她对自己确立的求职目标至今从未动摇过——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。

为着这个目标,她不断积累着实习经验,从HR、产品运营到产品经理,从写文案到画原型图。她试图在一次次不同工种的尝试中,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互联网公司岗位。

有数据表明,在互联网行业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越来越难。根据拉勾网联合ZAKER新闻发布的报告,截至2020年12月,2020届高校毕业生在互联网行业的成功就职率为63.7%,比去年下降了14.3%。

也有一些大学生在尝试之后选择了离开。他们发现,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

进入互联网公司实习之前,李然知道工作不可能时时有趣,但“没想到那么无聊”。同样,对于艰难求得一份大厂实习机会的江凡来说,大厂的确提供了难得的视野和待遇,但她还是无法忍受那种“机械感”。

一份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对年轻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?薪资、福利、成长空间……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尺。但在“硬币”背后,往往伴随着频繁加班、巨大压力和停不下的脚步。

对于今年毕业的求职者而言,疫情影响、关于过劳工作的负面新闻,让抉择变得更加艰难。很多年轻人开始认真思考,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。

“不适合互联网”的人

“恭喜你,弃暗投明!”离开互联网公司之后,李然的朋友发来了这样的问候,言语中透露着“为朋友感到庆幸”的开心。

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三个月里,朋友们见证了李然从无聊到痛苦、再到放弃的历程。

和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文科生一样,学中文的李然从事的是“产品运营”岗位,主要负责运营公司开发的新APP,每天都在“拉新促活”。

听起来洋气,真正做的却是“灌水”——持续在APP里发布内容。这是一个面向下沉市场的APP,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用户喜欢的关键词“家长里短”,“宠物”、“美女”展开。每天九点,李然开始在百度贴吧、豆瓣小组寻找灵感,抄抄改改后放进APP——即使后期接触了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,大部分的日常仍被“灌水”所淹没。

之前在其他公司实习时,凭着出色的文笔,她运营过公众号,也在事业单位做过文字工作,多少可以发挥写作的自主性。好不容易得到进入互联网公司的机会,她设想着“在一个有活力的team里,跟同龄小伙伴一起做点有意义的、对社会有一点点作用的工作。”

但梦想照进现实的却是“无聊”二字。”李然觉得,自己每天都在重复做些意义不大的事,像一颗很小很小的螺丝钉。她常常回想曾经靠写公众号赚零花钱的日子,现在才觉得“太幸福了”。

更让李然无法接受的还有互联网公司的下班“规矩”。按公司规定,工作时间是到下午6点,但通常在晚上8点才能离开。刚去的半个月里,她干完活儿直接回家,后来被领导委婉提醒:“吃完饭可以在公司再学习学习”。

在企业家稻盛和夫的观点中,工作不应当只是赚钱的工具,还要让“让灵魂变得更崇高、更美好”。放在今天的互联网语境中,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理想——经过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,中国互联网公司不仅拥有庞大的规模,诞生了像阿里、腾讯这样拥有上万员工的互联网巨头,还催生了一种为实现自我价值,与时间赛跑、与逆境抗争的互联网企业文化。

在这套趋于成熟的体系里,个人能够发挥的自主意志少之又少。

和李然一样困于“意义感”的还有江凡,但周围的人对江凡放弃大厂留用机会的决定感到非常不解——在江凡所在的环境里,去互联网公司、尤其是一家发展迅猛的内容平台实习,是一件太令人艳羡的事。

江凡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她毕业于一所二线城市的普通师范院校。大部分同学认为,公务员和教师就是他们的归宿。像她这样去一线城市互联网公司实习的人,整一界不超过5个——学校不鼓励,自己也不敢去。

她还遇到了一位“特别nice”的领导,从不逼员工加班。如果没有离开公司,现在的她会在北京拿着不错的实习工资,每晚用着公司发的购物券买零食,等待最终的转正流程。

但这种幸运并没能让江凡感到满足。

对她而言,这份工作的本质就是累积KPI。在这家视频平台,她每天需要做站内话题、运营娱乐内容,通知活跃用户参与进来。“我能把它做好,但真的不喜欢。”有时候,她觉得公司把用户都当成了工具,屏幕对面跟她对话的人,不过是大家KPI里的数字而已。

“也不能说它就是流水线,但在公司上班的感觉是,有一套流程让你安心地在其中运作,至于你怎么运作、你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。”在界面新闻采访的众多年轻员工里,有类似感受的不在少数,只是热爱摄影、想法独立的江凡对这种境况的反应更为激烈。

她选择了离开。对于未来,对于寻找自我,江凡有了更加清晰地认知。至少,她知道自己不适合互联网。

宁愿做个螺丝钉

“喜欢快节奏”、“喜欢挑战”,这是章琪给自己打的标签。对她来说,互联网这座“围城”依然是最好的选项。

根据招聘平台实习僧发布的《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》,超过50%的大学生未拿到校招 offer,仅21.21%的应届生薪资实现5000元—8000元,超过8000元的不到10%。

而根据职友集统计的数据,国内TOP 8的互联网公司给出了高于8000元的平均薪资,尤其是程序员这一岗位,薪资水平远高于传统行业——这意味着,进了大厂的年轻人,至少在薪资上超过了八成以上的同龄人。

艺术专业毕业的章琪对薪资的差别格外感同身受。同样是做影视相关的工作,互联网行业给出的薪资远超其他公司。她的一位室友曾经去剧组实习,每日工资只有几十块,还要看各种人的脸色行事。后来这位室友改去互联网公司的影视部门实习,每天有200块的实习工资,工作环境也更加友好。

来上海读研之前,章琪对互联网行业所知甚少。到了上海之后,首先感受到的却是焦虑:就业压力并没有因读研缓解,从研一开始,章琪就不断向互联网公司投递简历。

“我得不断刷简历,不然找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优势。”2020年一整年,章琪总共做了四份互联网公司的实习工作。在上海,字节跳动、美团点评、B站、小红书都算得上明星互联网公司。章琪发现,即使是在艺术专业,很多同学都有这些公司的实习经历。

她承认自己容易受他人影响,同侪压力让她不得不继续“内卷”。但她又真切地感受到,进大厂能给人带来了一种自豪感。

根据字节跳动发布的2020秋招数据报告,去年这家公司一共收到了来自全球6000多所高校的15万以上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简历。这就好比高考,莘莘学子费尽千辛万苦考上一所名校,自然会得到赞赏。“别人问你在哪里工作,你说在XX公司,他们就会觉得你好厉害,有一种附加值在里面。”章琪说。

对于技术岗来说,互联网公司的吸引力更加不言而喻——进入大厂,等于进入最好的技术实验室。

一位从创业公司跳槽到滴滴的技术人员曾告诉界面新闻,大公司技术更新的速度快得惊人。在前一家公司,他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感到非常自豪;到了滴滴之后,却发现这些链路早就做好了。

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开发的周晓明也对大厂颇为认同。提及要不要入大厂工作,你几乎看不到他脸上有什么犹豫的神情。对他来说,奔赴互联网公司是一件只有肯定答案的事情。

周晓明此前就读于一所老牌院校的计算机专业。大一刚进校,他就加入了互联网兴趣小组,后来社团里的学长学姐大部分都去了互联网公司。“平时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社团里学习专业知识,社团会有相应的学习计划,并且每个暑假基本都有一个月的留校学习时间。”兴趣小组,成为周晓明的“第二大学”。

在一线城市的高校,周晓明参加的这类社团更为多见。在这些社团里,计算机专业、中文系、心理系、新闻传播系等不同专业的同学抱着一样的目标交流求职心得。即使中国互联网最疯狂的那几年已经过去,但对于这些想在一线城市扎根的求职者来说,互联网行业内在的薪酬、福利和成长机会,都是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。

在坚定了目标和不断努力之后,周晓明顺利去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。每天十点下班是常态,然后会去公司的健身房跑跑步。在他眼里,这种工作强度尚能接受,最重要的是,“周围同事也都很优秀,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。”

“这个行业高风险高回报。刚毕业还是想在互联网打拼几年,趁着年轻学学东西,也积累一点收入。”在他的规划里,当下在互联网公司工作,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最好的选择。

章琪没有周晓明那般幸运,求职过程更加艰难一些,面试后杳无音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但她仍然想进大厂,想在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发展。“虽然做的事情可能比较局限,但是看到的东西会比别人更多,公司体系更成熟,你能看到它怎么运转起来。”比起在小厂拥有更多自主权,她宁愿在大厂做一颗螺丝钉。

“每个人都有大厂梦吧。”章琪觉得,当你的生活被那么多APP包围,自然会想去这些公司看看。企业文化、好福利、团队的年轻化,都是她对大厂神往的理由。

更多的可能性

江凡曾不止一次提到,从现实角度来看,对于她这样一个来自于普通院校、普通专业的学生而言,留在大厂会是很好的选项。她把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经历描述为“一个跳板”、“一个砝码”。和那些囿于教师资格证的同学相比,她得到的经验和视野要多得多。

但和前几年相比,互联网的红利期已过,应届生对于互联网行业的热情也相对减弱,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,更多年轻人开始寻求稳定,涌向“体制内”。

根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,2021年国考有157.6万人报名,是近三年内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。高校定向选调的竞争变得尤其激烈。李然就表示,身边几乎80%有参与资格的人都报名了选调生考试。

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时候,李然总羡慕隔壁的公务员邻居能早早下班回家做饭。如今,她考上了一线城市的公务员岗位,薪资不比刚进互联网的应届生低,甚至有更多补贴。对她来说,未来的生活至此才充满了期待。

谭子臣也是向“体制内”靠拢的一员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他专心备考公务员,希望得到一份稳定安逸的工作。“我个人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,虽然互联网有高薪,但并不是我考虑的首要因素。”

他从周围同学口中多少听闻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经历。他很清楚,快节奏、加班、拥抱变化的日常不适合自己,干脆从一开始就放弃。

更重要的是,他和李然一样,懂得衡量互联网工作的性价比。以谭子臣的室友为例,其中一个拿到了某三线城市国企的offer,年薪给到了20w以上;另一个室友则准备去互联网公司,一年不到18w。

一个明显的变化是,在互联网行业不断传出“过劳” 的负面消息时,章琪和周晓明们的抉择也变得更加谨慎。尽管还未正式参加工作,他们已经意识到: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。

相比于重视薪资,这些求职者开始优先打听公司氛围和工作时长。“虽然互联网的薪资比较高,但找工作的时候会更加考虑这个岗位加班是不是严重。”章琪认为,如果一个公司非常看中加班,她会怀疑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有问题。

在应届生小蒋身上,这种不愿意用工作牺牲身体的想法更为强烈。他找到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同学,询问他们工作的时长,得知心仪的岗位每天七点就能下班,才放心大胆地投递了简历。

某种程度上来说,如今年轻人的求职更加趋于理性,不再盲目追逐互联网公司的工作。这或许是一件好事,更多人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

周晓明清楚地记得自己去公司北京总部入职的场景——大公司的办公环境让他觉得“好新奇,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”;江凡也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,离开之后,她反而觉得,自己还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章琪、江凡、李然、周晓明、谭子臣均为化名。)

来源:微信公众号:界面新闻(ID:wowjiemia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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